2025年9月27日，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拘留所内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寂静。就在这片死寂之中，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囚禁的冰冷空间里，意识骤然抽离，轰然倒地，身躯蜷缩在冰凉的地板上。拘留所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一紧急情况，随即毫不耽搁地将他紧急送往医院，进行一系列严苛的医学检查，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评估便是针对他可能遭受的颅脑损伤。

身心状况的急转直下

自从2025年3月被羁押于海牙以来，杜特尔特的健康状况便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急转直下，每况愈下。据其法律团队披露，这位已届八旬的前国家元首，如今已是形销骨立，瘦骨嶙峋，并饱受多种慢性疾病的折磨，同时伴有明显的认知能力衰退。医疗报告中触目惊心的记录显示，他患有的巴雷特氏食管症（Barrett's Esophagitis）已然逼近癌变临界点，深夜时分，食道灼烧的剧痛更是让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于9月11日对外公开的文件，杜特尔特已表现出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这些障碍显著地影响了他执行指令的能力、空间定向感以及进行复杂逻辑推理的能力。上个月，他的律师团队提交给法院的辩护请求书中，明确指出杜特尔特已无法真正理解自己所面临的各项指控，甚至连自己被拘留的时间、发生的事件、具体的地点以及被拘押的原因都已模糊不清，记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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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一次探视中，杜特尔特的儿子保罗透露，父亲的精神状态尚且稳定，但身体已虚弱到了极限。而杜特尔特的亲属亦表示，由于食欲不振，老杜已瘦得脱了形，整个人形同枯槁，加之他已主动放弃药物治疗，导致原本就缠身的病症愈发严重，行动更是举步维艰。

海牙方面的回应与挥之不去的疑云

面对莎拉·杜特尔特（Sara Duterte）提出的诸多指控，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发言人给出了官方的回应。发言人表示，法院方面不会对被拘押者的私人事务发表评论，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得到充分保障。发言人同时强调，荷兰的医疗保密法律具有严格的约束力，任何未经被拘押者本人明确同意的医疗信息，均不得对外泄露。

然而，国际刑事法院的控方律师孔蒂（Conti）则辩称，海牙方面已庄重重申了各项看守规范，并保证被拘押者的身体安全和心理健康必定会得到切实保障，医疗人员亦会全天候待命。

尽管如此，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尼古拉斯·考夫曼（Nicholas Kaufman）却透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在杜特尔特昏迷事件发生之后，医院方面尽管进行了多项实验室检查，但所有的检查结果和程序，均未被实时告知辩护团队或其家人。莎拉·杜特尔特更是质疑海牙方面在发现杜特尔特晕倒后，为何会立即进行化验，她认为这可能是在刻意收集杜特尔特身体状况的相关数据，以达到某种不为人知的目的。

小马科斯的政治操弄

在杜特尔特昏迷的消息传出之前，莎拉·杜特尔特已经公开指责海牙方面以及菲律宾政府。她声称，在未经杜特尔特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菲律宾驻荷兰大使馆的人员被擅自安排秘密探视了杜特尔特。近日披露的更多信息则显示，马科斯政府派遣前往海牙进行探视的人员，并非他人，正是杜特尔特的政治死敌——菲律宾前参议员安东尼奥·特里连尼斯（Antonio Trillanes）。

特里连尼斯与杜特尔特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他曾于2003年和2007年两次参与军事政变，并在2011年获得了时任总统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的特赦。然而，到了2018年，杜特尔特下令撤销了特里连尼斯的特赦令，并试图将其逮捕，指控其特赦程序不合法。特里连尼斯则将此举斥为“政治迫害”。

在过去的数年里，特里连尼斯多次公开指控杜特尔特拥有巨额秘密财富，并积极推动参议院对杜特尔特及其女儿莎拉的银行交易进行深入调查。而杜特尔特方面则始终坚决否认这些指控，斥之为“陈词滥调”。

马科斯政府指派特里连尼斯前往海牙探视，这一举动被广泛解读为一个极具羞辱性的政治信号，旨在进一步加剧杜特尔特在被羁押期间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孤立感。同时，此举也向杜特尔特家族及其忠实的支持者明确传递了一个信息：马科斯政府已牢牢掌握了主导权和议程设置的能力，甚至不惜动用其昔日的政敌来执行如此关键的任务。

两大政治家族的权力角力白热化

杜特尔特的被捕，标志着菲律宾政坛中长期以来两大政治家族——杜特尔特家族与马科斯家族——之间政治裂痕的彻底显现。回溯至2021年，小马科斯（Bongbong Marcos Jr.）与杜特尔特的女儿莎拉·杜特尔特意外结成了政治同盟，共同角逐2022年的菲律宾总统大选。然而，这段被许多人称为“政治联姻”的联盟，从一开始就不被外界看好，普遍认为其早晚会走向破裂。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大选结束后，两个家族之间的“蜜月期”并未维持多久。在内阁成员的分配过程中，莎拉·杜特尔特未能如愿获得国防部长的任命，而是被安排了权重相对较低的教育部长一职。此后，尽管两大阵营表面上维持着团结的姿态，但其内部的矛盾已开始逐渐显露并表面化。

2023年5月，众议院突然罢免了前总统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的副议长职务，而阿罗约正是杜特尔特家族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令人注意的是，发起罢免阿罗约的正是马科斯的表弟、时任众议院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Martin Romualdez）。莎拉·杜特尔特对此公开表达了强烈不满，而此后，众议院似乎也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莎拉本人。

2025年2月5日，莎拉·杜特尔特遭到了菲律宾众议院的弹劾。弹劾指控随后被提交至菲律宾参议院，计划在该国中期选举产生新一届参议院后再进行审议。与此同时，众议院还敦促菲律宾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展开合作，并对前总统杜特尔特发起的“禁毒战争”展开调查。

莎拉·杜特尔特的政治反击

面对父亲深陷的健康危机以及其自身日益严峻的政治困境，莎拉·杜特尔特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反击策略。她不仅公开猛烈抨击国际刑事法院，还积极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希望能够引起对杜特尔特处境的广泛关注。

2025年6月，莎拉·杜特尔特辞去了她兼任的教育部长一职，这一举动被视为她与马科斯政府彻底决裂的信号。此后，马科斯在国会的盟友对莎拉展开了紧密的追击，开始调查其涉嫌滥用资金的指控，并将副总统办公室下一年度的预算削减了近三分之二。

2025年9月23日，在一场备受瞩目的记者会上，莎拉·杜特尔特抛出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论。她声称，自己已发出指示，一旦她遭到暗杀，就立即采取行动杀死现任总统小马科斯、他的妻子丽莎·阿拉内塔（Liza Araneta-Marcos）以及马科斯的表弟、众议院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她郑重其事地强调：“我说的不是玩笑。”

这番“刺杀警告”无疑在菲律宾舆论界激起了滔天巨浪。小马科斯本人对此作出回应，称暗杀威胁令人深感不安，并誓言将采取行动，维护法治。随后，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向莎拉·杜特尔特发出了传票，要求她接受进一步调查。

国际刑事法院面临的司法困境

国际刑事法院对杜特尔特提起的指控，主要涉及三项危害人类罪。第一项指控的范畴包括2013年至2016年间，在杜特尔特担任达沃市市长期间发生的19起谋杀案。第二项指控则指向其总统任期内（2016年至2017年）发生的14起针对所谓“高价值目标”的行动。而第三项指控，则与针对低级别吸毒者或毒贩的“清理行动”中发生的43起谋杀案有关。

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指出：“在起诉时段内，实际受害者的规模远超指控数量，这充分证明了这种系统性打击的广泛性和残酷性。”根据9月22日对外公布的起诉书，仅起诉书中列出的具体案件就多达76宗。

杜特尔特律师团队以其代理人健康状况堪忧为由，正式申请无限期中止诉讼程序。在此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不得不推迟原定于2025年9月23日举行的一系列听证会。法官将首先处理关于杜特尔特是否适合接受审判的抗辩请求，并仔细权衡其当前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出席听证会。

在2025年3月举行的一次初步听证会上，杜特尔特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当时的他显得茫然而虚弱，几乎没有说几句话。国际刑事法院判定被告完全不适合受审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即使是高龄被告，出现这种情况的案例也并不多见。

第三方国家谈判与临时释放的渺茫希望

在杜特尔特昏迷事件发生之前，有关第三方国家接收杜特尔特的谈判，早已在暗地里悄然进行。莎拉·杜特尔特曾透露，她已成功寻找到一个“第三方国家”，该国原则上同意接收杜特尔特，但前提是国际刑事法院必须批准其临时释放的请求。

菲律宾政府近期已向杜特尔特团队通报，如果海牙方面同意，杜特尔特可以暂时被移送至第三方国家接受治疗，而菲律宾政府对此将不会提出任何反对。这一表态被广泛解读为马科斯政府在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姿态。

然而，关于可能的接收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已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接收杜特尔特。

杜特尔特本人已通过其前总统府发言人哈里·罗克（Harry Roque）传达了自己的最后心愿：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回到他故乡达沃的家中，安详地离世。但马科斯政府已明确表示，不会干预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程序，尤其是关于临时释放的事宜，这意味着杜特尔特直接返回祖国的可能性已变得微乎其微。

国际刑事法院的控方律师孔蒂特别提到了杜特尔特伴侣在遭到逮捕时打伤狱警的事件，认为这“开了一个坏头”。她表示，未来若海牙方面最终同意释放杜特尔特，而他再次出现类似行为，后果恐怕将不再仅仅是被打伤那么简单。孔蒂同时引用了莎拉·杜特尔特呼吁民众保释杜特尔特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是对海牙合法性的拒绝承认，并以此判断杜特尔特仍然存在潜逃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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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广东省